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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扬在精神王国上空的两面旗帜—张炜与张承志

2013-10-15 09:46   来源:未知 人参与在线咨询

  中文摘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给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粗鄙的功利意识很快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主宰.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开始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出现了向世俗化转型的明显倾向。张炜、张承志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们以孤独者的姿态远离当下世俗,以批判者的姿态质疑时代和社会,以期完成对人的价值、理想的呵护与重建。在他们身上,散发着思想者的光辉和独行者的执著。本开发通过对 “二张”小说文本的比较,相对直观地把握二者在文本创作上的相同和相异点,以梳理出本色文人精神探求的不同方式以及殊途同归的道德完善境界首先,本开发梳理了 “二张”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变迁的轨迹,“二张”
  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坚持着对精神家园的捍卫.开发揭示了张承志 “母之子— 父之子— 宗教之子”的精神发展轨迹,他的这一历程更多的来自于其诗人气质和英雄情结,即一种对于神圣和信仰的不息追求和个体价值实现的内在驱力。张炜的发展更多受到外界的影响,张炜早期的作品就是芦青河的一曲牧歌,充满了纯净、静穆和梦,用回忆式的写作方式构筑了一个田园诗的世界,在经历了八十年代中期忧愤深广的创作历程后,进入九十年代,他阪依于沉静宽广、生生不息的野地。
  其次,本开发分析了 “二张”理想主义的精神栖居地— 民间,“二张”在题材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都表现了他们退守“民间”的理想主义追求。张炜选择了坚守大地民间,张承志则饭依了民间宗教。张炜、张承志在退守民间的过程中同样也在探索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张炜选择了登州方言来展现自己的民间世界,他正是借助于方言口语的运用,建构起了一种个人化意义上的民间立场。
  张承志则努力让自己的中文创作 “冲出方块字”,这表明了张承志急欲摆脱汉文化影响掩抑和羁绊的冲动,这种冲动表现了他塑造属于自己的宗教民间理想世界的向往。
  再次,本开发考察了“二张”创作中的苦难叙述与救赎人性的努力。苦难构成了“二张”作品中情节发展的外部大环境。总体说来,这些苦难来自三个方面:生存环境的恶劣、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压迫、人性的丑恶。现实中虽然充满了苦难,但张炜和张承志在作品中,仍然固执地表达了对苦难的超越和人性救赎的努力.“二张”在作品中都表现出浓烈的宗教情怀,只不过,张承志最终跋涉到超验的领地上求索一种终极意义的成立,而张炜则更多的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找寻救赎的可能性。他们的作品中都有着一种对于苦难的崇高认同感,认为只有承受住苦难本身才能通往精神纯洁的境界。
  最后,张炜、张承志都是充满了诗人气质的人,他们的小说创作里始终荡漾着一种诗性的激情,诗化的思维方式成了其小说的内核与底蕴。价值取向上的理想主义导致了他们小说创作里充满了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张炜的浪漫想像表现在他对自然的亲和上,自然像人一样有情感有思想,能与人进行交流,这形成了一种 “精灵话语即的叙事方式;张承志小说里的浪漫想像充满了自然神论的精神因素和弥漫的神话色彩。“二张”在文体上还追求一种抒情体与叙事体交错、抒情主体和叙述者竞相出现的双重文体形式,并且 “二张”创造出了杂揉各种语言形式的叙事语言风格。
  关键词:张炜;张承志;精神变迁;民间立场;苦难叙述;浪漫想像诗化风格
  引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迅猛地发展起来,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它给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也带来了猛烈的冲击,伴随它兴起的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粗鄙的功利意识很快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主宰。回荡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激情开始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出现了向世俗化转型的明显倾向。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语境与气氛中,上海的人文知识分子借着评判王朔小说的契机发起了长达两年时间的“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他们提倡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使命和责任,批评王朔消解一切严肃和崇高的虚无主义姿态,他们 “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张炜、张承志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成为“二张,并称的独特存在,就在于他们呼应了这一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两位在八十年代就声名卓著的作家在 《以笔为旗》、《清洁的精神》(张承志)、《融入野地》(张炜)等散文中宣示了相近的坚守理想主义的精神姿态和价值立场。他们的影响不仅超越了文学的边界,即便在整个思想文化界,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毁者有之,誉者有之。余杰毫不客气地指出:“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余杰很明显怀疑张承志坚守的真实程度,认为张承志只不过是在表演。陶东风在 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从学理化的角度指出“二张”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会有负面作用,他显然把 “二张”当成了现代化的不自觉的反对者。不过萧夏林在他主编的“抵抗投降书系”中却把他们看作“当代文学英雄”和“民族良知”的代表,他说 “他们走出思想和艺术的象牙塔,来到文坛和时代的前沿,举起‘抗战文学’的大旗,直面文坛和时代的黑暗,用匕首投枪,抨击文坛的背叛和堕落,呼唤正义和真理,理想和信仰,呼唤苦难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在我们看来,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物质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现代化,是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在这个媚俗化、商品化、欲望化的时代,需要有人站出来,而张炜、张承志正是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诚如孟繁华所言:“在这一时代,它更像是一道庄重的布景或精神象征,它所能表达的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角色的自我确认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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